编者按 自成渝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批以来，成都、重庆两地在土地制度创新方面都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然而，在深入推进综合配套改革的过程中，一些诸如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改革等敏感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提出的九个问题，为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本报记者 兰圣伟
在成渝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即满一周年之际，成都、重庆不断吸引着外界的目光。作为推进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的 “突破口”——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改革——要在现行法规框架体系内走出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径，成为摆在两地面前的最大难题。
正如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所言，统筹城乡发展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既要解决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又要解决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必须在坚持土地用途管制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明晰产权，规范流转，切实保障农民权益。
如何避免改革走进“死胡同”？如何更有效地规避改革带来的风险？这似乎是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门槛”。
在今年2月份召开的成都市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研讨会上，成都市市长助理周鸿德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探索和找到了更有效的耕地保护方法，才有向国土管理部门争取调整或修改土地管理办法的可能，“否则，会把我们的改革引向死胡同”。
在研讨会上，成都市副市长刘仆用了65个字来形容改革方式：“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现实耕种和居住的土地，通过颁发土地权证并容许其流转而具有资本的全部属性，逐步实现城乡土地‘同地同权’。”
确权、流转、收益、“挂钩置换”、耕地保护，这就是“成都方式”的所有秘密。
在这五个承上启下的环节中，确权和流转无疑是制度设计中的关键环节和改革重点。成都市市长葛红林认为确权是整个过程中 “政策性最强、敏感度最高”的重要工作——因为确权实际上就是一次权益的调整、利益的再分配。
与之呼应的一个背景是，到2007年底，成都市实际领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农户只有71.35万户，占全市承包农户的37.5%。
确权后颁证，这是一个连续动作。接下来，自然就涉及到农村资产资本化的核心环节——流转。它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房屋产权、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等的流转。
“流转制度如果设计不好，依旧会步入‘代民作主’的局面，容易使政府用‘看得见的手’取代‘看不见的手’。”四川大学一位长期关注城乡统筹改革的学者如此表示。
据知情人士透露，成都所流转集体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的年限，原则比照相同用途类别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年限确定，即工业40年、商业50年、住宅70年。另外，在市场化交易方式不能充分体现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价值时，经集体经济组织2/3以上成员同意，可由区(市)县政府土地储备中心按政府制定的基准地价或指导价收购储备。
在成都市常务副市长孙平看来，改革的基本取向是市场化，本质是“还权赋能”。在研讨会上，他指出：“还权”是把法律法规赋予农民的土地、房屋等要素的权益还给农民，恢复农民应有的自主权；“赋能”是让农民拥有发挥自主权的能力，使农村的生产要素与城市的生产要素一样流动起来，使农村产权真正成为资本的载体。
这是一项复杂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改革”。成渝方面均在紧锣密鼓地摸索如何规避改革风险。
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表示，“要允许和宽容改革探索的失误，保护改革者、创新者”；另外，他不断提醒下属官员：改革既不能搞偏重于集体建设用地的选择性改革，又必须与其他各项改革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互推动，才可能真正奏效。他在上述研讨会上提出九个问题，似乎正在努力寻求一条适合改革发展的道路。一、我们把试验区建设的着力点放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对不对？二、如何认识小平同志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几年后提出的农业“两次飞跃”的思想？如何正确理解农业的集体化、集约化和成都这几年实践探索的“三个集中”的办法，与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之间的关系？三、如何认识“三农”问题要综合施治、重点突破？四、我们选择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这个突破点准不准？成都当前的时机是否成熟？五、在推动试验区建设、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在重点领域深化改革、率先突破的关系？六、如何正确处理保护耕地与发展农村经济的关系？七、如何建立和完善农村投融资体制？根据试验区建设的实际，投融资体制在建立和完善中有哪些难点？有什么解决办法？八、在新形势、新任务下，建立和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有哪些难点？有什么思路和解决办法？九、对于统筹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有什么好的建议？
孙平也表示：“改革将必然冲击现有的利益格局，现有产权制度的利益既得者必然会以多种方式阻碍改革。因此可以断言，在改革中会碰到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和一些处理起来很难的问题和矛盾。而且新制度显现成效需要一个周期，不可能出现一蹴而就的成果，这些都是我们应该预计到和考虑到的，这样有助于改革的顺利推进。”
四川省社科院学术顾问林凌则表示，改革一向都是知易行难，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宽容和支持，“无论它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开始，还是进两步退一步的转折，甚至是改革的流产”。 |
